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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专家凯佩尔谈主义的发展与衰落

提要:他说,在80年代,曾成功地把那些贫困的年轻人和一部分虔诚的资产阶级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但这种联盟从1990年至1995年就逐渐崩溃了。现在,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一种动员力量。对暴力已感到反感的中产阶级正在放弃同西方进行对抗的激进逻辑,转而寻求妥协的办法。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刊登了让——保罗·玛丽同问题专家吉勒·凯佩尔的一篇访谈录,题为《主义:一个乌托邦的终结》,摘要如下:

《新观察家》周刊记者问:你认为主义已经走上了衰落的道路。然而,近30年来,圣战(护教战争)却在全世界不断地扩大……

吉勒·凯佩尔答:是的,但从暴力的角度来看,自1997年以来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情。在90年代的前半期,阿尔及利亚简直就是一个决斗场,埃及因为不断发生针对游客的恐怖暗杀事件而成了一个危险的国家,在波黑,阿富汗的一些前游击战士试图把内战变成一场圣战……而现在,这些地方已没有什么大事了。即便是老是动荡不定的车臣,也听从了别的逻辑的安排。请看看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吧,那些派别想在那里开辟一个新的战线,但他们完全失败了。近30年来的最大经验总结就是那些主义分子并没有代表一种可以震撼世界的理想,他们的组织也都成了同别的一些政治派别一样的组织。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开始搞政治斗争,不得不把自己的追随者集合在一些不同的社会组织内。

在80年代,曾成功地把那些贫困的年轻人和一部分虔诚的资产阶级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但这种联盟从1990年至1995年就逐渐崩溃了。现在,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一种动员力量。对暴力已感到反感的中产阶级正在放弃同西方进行对抗的激进逻辑,转而寻求妥协的办法。在法国,在90年代曾经毒化了中学气氛的阿拉伯女学生戴面纱的这一类事件现在已无人提及了。很多都在想怎样融入这个世界,而不是寻求对抗和站在车站上眼看着现代化的高速火车从自己的面前驶过。在伊朗,革命21年之后,现在的年轻一代已不知道过去的国王是谁,而只知道现在的共和国、它的表面上的平等主义、它的腐败,只知道领导人已经富起来了,只知道他们精神上的暴力等等。这一代年轻人已经走上了一个彻底拒绝霍梅尼主义制度的进程。这是一个乌托邦的终结。

问:为什么革命能够在伊朗掌权,而在埃及和在阿尔及利亚却失败了呢?

答:其实,主义运动是一个阶级的联盟,一方是那些城市贫民(阿尔及利亚的激进派是他们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实施法就意味着大家都有房住,有工作,有汽车等),另一方就是那些虔诚的资产阶级(他们主张把那些掌权的人赶下台,以的名义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不要打破现存的等级制度)。它很像是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把一些其利益并不相同的集团集合在一起的一种民族主义。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一时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能使这两个社会集团团结在一起的是那些“大胡子”、失去了地位的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信息专家等人发表的那些鼓动建立一个未来的乌托邦、一个国家(每人都把自己的观点夹杂在里面)的讲话。因为这些讲话的宗教特点使他们只要对未来负责就行了。如果这些集团能够团结一致的话,他们便能夺取政权,如果它们分裂了,他们便要失败。老练的神职人员霍梅尼善于代替那些年轻的大胡子来发表一些革命的主义讲话。那些民主派人士也支持他,但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引发爆炸的雷管,一个一旦国王被打倒之后便会要退休的老人。而相反,在埃及,组织的那些年轻人和的那些著名人士却一直合不来。所以,在萨达特总统遭到暗杀之后,民众就不再跟随他们了,这使他们感到很失望。

在阿尔及利亚,本·贝拉和布迈丁曾试图清除那些传统的宗教组织,到了80年代初,面对主义的兴起,沙德利不得不从埃及引进传教士。后来,1988年的骚乱导致诞生了拯救阵线,它有两个头目:一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领导人、狡猾的政客马达尼,他认为主义就是要把民族解放阵线的制度重新染成绿色。另一个就是那些与现代化无缘的贫困的和仇恨法国的一代年轻人的代言人阿里·贝勒哈吉。很快,贝勒哈吉的言论便占了上风,并把那些赞成搞一个靠拢欧洲的大马格里布而不是建设一个激进的中东的国人都吓唬住了。随着内战的爆发,四分五裂的(代表中产阶级的拯救军和代表城市贫困年轻人的武装集团已分道扬镳)终究未能夺取政权。

问:这种分裂是政府鼓动起来的,是吗?

答:是的。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政府都相当快速地采取了一条主要行动路线:离间它们,让这个运动中的那些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贫民阶级。现在看来,从政治上来说它们是成功了。15年前,一个在大学里发表演讲的战士只需大谈未来,大谈建立一个国家就行了。而现在,情况则复杂多了。他首先必须解释他同武装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必须谈他为什么反对残害妇女和儿童,谈他为什么不反对民主等等。现在已远不是推行最初的那种傲慢的主义的时候了。那种作法突然变得没有吸引力了。在80年代,亚辛在发表讲话时,他只谈化,而现在,他也要求民主,也讲人权,当然,他是以主义为参照的,但他使用的却是一般的政治语言。

事实上,在暴力主义失败之后,正在试图表达一部分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民众的心声。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代表。现在,主义者只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他们已无法再以真正的价值的化身而自居了。

问:主义者已失去他们的“清白”了吗?

答:绝对是这样。他们已经经历了各种事件的筛选,他们已经受到了历史的考验。

问:你强调过沙特和美国在主义的这种兴起中所起的作用……

答:是的。人们一提起那位沙特阿拉伯毛拉,心目中总还是一个牙齿咬着弯形大刀、手里拿着冲锋枪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有点简单化。人们应当知道,在沙特阿拉伯的问题上曾经是有一笔很简单的交易的,这种交易要追溯到美国“昆西号”巡洋舰的著名历史的时代。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罗斯福总统曾路过苏伊士湾,他看望了沙特国王并同他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将永远支持沙特王室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不干预王室的内部事务,条件是这些石油要流向美国。这种交易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也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但是,为了掩盖这种不光彩的完全依赖,沙特王室实行了清教主义和异常严厉的沙特阿拉伯主义。

问:为了显示出自己是教的卫士而不是美国的仆人,是吗?

答:正是这样。当70年代开始出现的时候,沙特阿拉伯马上采取了一种“支票”政策。对于沙特阿拉伯人来说,最使他们感到害怕的就是两个字的结合,即革命。他们宁愿花钱来避免这件事。但到了1979年,随着伊朗革命的爆发,沙特人整天担心的噩梦终于成了现实。整个80年代的特征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一直在进行一场冷战,双方在主义的问题上大作文章,伊朗人试图让全世界的都起来造反,沙特阿拉伯人则采取一种遏制和阻挡的政策。首先,沙特阿拉伯人唆使萨达姆挑起了对伊朗的历时8年的战争,使得战争双方都精疲力竭。他们还帮助在阿富汗取得了胜利,表面上似乎是壮大了这个主义组织的力量,而实际上是加速了它的失败。

问:在伊朗和沙特之间发生冷战的同时美国与苏联之间也出现了冷战……

答:对于美国来说,1979年是各种危险一齐来的一年:霍梅尼上台,美国使馆工作人员被绑架,苏联红军推进到了喀布尔,从而使得苏联离产油区越来越近了。紧接着,在阿富汗投入战斗,越南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79年夏季开始向游击队提供导弹。这时候,沙特阿拉伯人看到从那些极端派身上为逊尼派捞取好处的机会到了,他们鼓动他们去对付那些“不信教的魔鬼”,而不愿看到他们跟着霍梅尼去一起高喊“打倒美国”的口号。

在阿富汗参战的角色既有阿富汗游击队,也有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土耳其的“圣战者”,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对于美国来说,这里的事情办得很不错!与越南的情况相反,在这里,被苏联人打死的不是那些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小伙子,而是那些对美国选举市场来说毫无价值的“大胡子”。更妙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作出了一个规定:“以美元换美元”,即美国在沙特每投资一美元,就要沙特阿拉伯人以一个石油美元来偿还。现在,人们知道在阿富汗进行的圣战每年耗资约1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只要出6亿美元,这对美国纳税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问:所以,圣战的“工业”性质和主义的壮大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结盟的产物,是吗?

答:是的。而且它还象征性地代表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尽管阿拉伯人很少在阿富汗作战。1989年,在法国中学里发生了阿拉伯女学生戴面纱事件,苏联瓦解了,中亚、高加索和波黑的一些国家独立了……那些主义分子认为世界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其实呢,随着苏联人的撤出,美国人已开始认为阿富汗已不再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了。今后,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在波兰、甸牙利、捷克等国作生意。后来,人们便“发现”,由中央情报局出钱购买的中国军队的卡车来到了卡拉奇港和游击队的地盘,从那里运走了大量的和。于是,那些“自由战士”便成了可恶的分子,成了危害美国年轻人的毒贩。至于那些沙特阿拉伯人,他们在科威特已被萨达姆搞得脱不开身。沙特王室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军队,让这些“靠不住的”军队来糟蹋沙特阿拉伯的神圣的土地。

问:这样,“虔诚的人”也就成了“仆人”?

答:正是这样。沙特政权失去了它的尊严,受到了人们的非议。精心建立起来的沙特阿拉伯大厦开始崩溃了。

问:只有现在还在阿富汗掌权。这是不是主义衰落过程中的一个反例呢?

答:是主义运动的一场灾难。他们就像是运动中的波尔布特和恩维尔·霍查一样。在英国的阿文报纸中,每天都少不了有哀叹“主义的失败”的报道。只要对巴基斯坦还有用,它就还能继续存活下去。但这个政权最终是要失败的。分子让人感到不舒服,现在谁也不再愿意谈起它。

问:你对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能作个什么样的总结?

答:阿尔及利亚曾经是的希望之所在。一场群众运动使得拯救阵线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取得了胜利,这似乎表明只要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主义分子就能掌握舆论的大多数。从1991年开始,贝勒哈吉鼓吹说他们的打击对象是那些“法国走狗”,这样的人在阿尔及利亚为数不少。但阿尔及利亚的国营碳氢混合物运输和销售公司的干部们一直是支持政府的,这使得政府有钱来对付拯救阵线。此外,在反对政府的同时,那些主义组织之间即在拯救军、拯救阵线以及武装集团之间发生了内让。1995年(这是关键的一年),一位家禽商人的儿子——贾迈勒·齐图尼当上了

武装集团的领导人(他的法语讲得很好,但人们不清楚他能不能看懂那些据说是他本人用阿拉伯文写的文章)。他挑起了针对法国的战争,一开始便在阿尔及尔劫持了一架空中客车班机,后来又发生了在巴黎杀害一位伊玛目、多起恐怖暗杀以及安置炸弹等事件。这以后,人们便开始认识到拯救阵线无法控制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暴力事件。

当然,有人说武装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府安全部门操纵的,目的是想让西方国家明白,唯一的办法是消灭它。还有的人说武装集团是一个真正的贫苦年轻人的组织,只是拯救阵线已经控制不了它了。人们没有具体的材料来否定这一或那一说法。现在,那些知道情况的人都不愿意说,而那些愿意说的人却又不了解情况!但结果却是清楚的:齐图尼发起反对法国的战争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武装运动终结的开始。这场战争毁了这场运动,使它脱离了阿尔及利亚民众。在那些从阿富汗战场归来的成员的影响下,这场战争导致拯救阵线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对它来说是致命的。

说到前途的问题,现在,牌在阿尔及利亚政府手中。要么它就履行布特弗利卡总统作出的实行民主开放的诺言,要么就满足于简单地重新分配一下各自的俸禄……当权的精英人物肩负的责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如果这块糕点分得不均,阿尔及利亚社会就有可能重新陷入混乱。

问:为什么那些在法国出生的年轻阿拉伯人没有真正追随主义运动?

答:1995年是最危险的一年,因为那时候武装集团已经成功地训练了一小批来自法国城市郊区的年轻人,其中有些人是在白沙瓦训练营接受的培训。有些人曾经参与过一些暴力事件。但那时候,在法国的那些主义组织同阿尔及利亚的这种逻辑是非常对立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是想要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调停人,它们的人说“把管理法国的事务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向你们保证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后来,随着暗杀事件的不断发生,那些暴力集团便逐渐失去了它们的声望。再说,那些阿尔及利亚家庭也不愿意看到他们40年来试图融入法国的努力被那些放置炸弹的人所破坏。最后,近些年来那些来自北非的在法国已

“获得成功”的人已经很多。在法国新兴企业中和硅谷工作的在法国出生的年轻阿拉伯人为数也不少。这是一种一代人的效应,是他们在法国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的结果。

问:可以概括地说主义的结局是一场血腥的噩梦吗?

答:不能。在这方面,土耳其发生的情况是有典型意义的,在那里,原先因为主张血腥斗争而失去其威信的主义者不得不玩起民主化的游戏来了,所以,他们也就逐渐失去了主义的特征而变成了民主派人士。现在,世界很可能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初始阶段。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的反映:接受过扫盲教育的一代农村人在成年之后来到了城市……一切都在变化。现在,家庭一般也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它们的孩子也在梦想着因特网、微软公司,也在梦想着尽快融入熙熙攘攘的现代社会。

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义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吗?

答:它是世界向现代化世界过渡的产物。正是在90年代,主义开始衰落时才产生了现在这种对某种民主的向往。